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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以政协委员身份参加全国两会的重庆律师彭静对记者说，实现男女平等国策，非常重要的一个务实举措是，建立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
那天正好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作为重庆律师协会监事长，彭静表示，这项机制旨在从立法源头有效维护妇女权益，她曾推动多年，“我提了很多次，后来就不提了，因为解决得挺好”。
中国建立这项机制，源于联合国历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大会。那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来自197个国家的1.76万名代表来到北京，大会通过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此后，每到5年、10年的节点，联合国都会对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估，这些活动被称为“北京+5”“北京+10”“北京+15”……
去年，中国与联合国妇女署合作举办“全球妇女峰会”。会议期间，人们系统地看到了过去30年的“中国行动”——颁布反家庭暴力法、出台首部民法典并专设婚姻家庭编、系统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等。
1995年的大会提出了一条有前瞻性的倡议：在处理性别不平等时，各国政府及非政府组织、企业、学术机构等行动者应将性别视角纳入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并在决策前分析该决策对女性和男性的影响。截至目前，大陆31个省份陆续实施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2023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也写入了有关法条。中国“兑现承诺”，成为首批将性别视角纳入社会发展和决策主流的国家之一。
此后，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在全国各地开始落地。
2023年，江苏省司法厅曾对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一份建议作出答复。这份“关于落实妇女权益保障法加强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的建议”的提出者是江苏省人大代表、省妇联主席朱劲松。
在答复中，江苏省司法厅提出加强制度建设、明确流程要求、加强协作联动等具体举措，并直面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表示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工作的发展，“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引起足够重视并认真加以解决”。
过去十多年，北京市每年会邀请第三方专家来评估全市法规、政策是否造成男女不平等，大到《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小到村规民约，这些评估涵盖教育、就业、人社、工商、健康、养老等领域，几乎覆盖一个女性要经历的一生。
此外，在北京的具体实践中，这项机制还关注了老人、未成年人和更多弱势群体。
这项机制在具体实施中，法规、政策的起草、实施、审核部门应当能够回应两个问题：法规政策的制定、实施是否存在着现实的或潜在的性别不平等状况，如何才能改变这种性别不平等的状况。
以北京为例，在评估《北京市统计条例（草案）》时，专家组认为，以失业率为例，统计指标应该分性别统计，有客观准确的数据作依据，有助于制定帮扶女性的政策。
参与过多次北京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工作的专家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达了一种共识：他们越来越难在北京的法规政策里发现明显的“性别歧视”了。北京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刘现哲也说，近10年来，北京市立法质量有了明显提升，很多政府部门的立法者有意识地避免、减少因性别而造成的不平等现象。
刘现哲介绍，在北京，政府各职能部门起草法规、政策后，涉及妇女儿童的会由北京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牵头，邀请专家做性别平等评估工作。实际工作中，涉及妇女儿童的文件不多，每年需要重点评估的文件有两三份。
而那些涉及面更广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一般会在发布实施后送给北京市司法局备案，再由其转交北京市法规政策性别平等委员会作立法后评估——每年组织一次集中评估。
2018-2023年，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孙晓梅负责统筹这项评估的第三方专家组。这位女士每年要花大半年时间看完北京市数百份法规政策文件，最多的一年她看了600多份，最少时也有400多份。
和孙晓梅一起看文件的，还有中华女子学院3位年轻教师：生龙曲珍、聂真真、杜声红，分别关注女性教育、工商科技、老年女性等领域。她们各自从文件中筛选出需要讨论的“问题”。很多时候，她们需要进行第二轮筛选，直到挑出“非改不可”的，再放到专家论证会的桌子上。
论证会受邀专家通常来自各高校，有法学、女性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背景，且长期关注性别话题。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林建军参与过多次评估会议，她说，北京市备案规范性文件的整体立法质量较高，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准和男女平等意识不断提升。2024年评估备案规范性文件时，没有发现显性性别歧视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林建军指出，一些看上去对两性中立的规定，具体实施时有可能造成性别不平等的结果。
比如在高校，硕博阶段的女性常处在婚育年龄，一旦生育、休假，对就业不利，甚至有延迟毕业的可能，相关规定涉及两性年龄标准时，不应“一视同仁”，而应考虑现实中的男女差异。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青年项目，男女的申请年龄已经差别对待了。”林建军介绍，男性限制35周岁不变，女性年龄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
评估意见集中写成报告后，反馈给北京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再由其发函给各个起草文件的政府职能部门。
“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的目的是保障妇女权益，从立法的源头实现男女平等。”刘现哲说。
刘现哲回忆，2017年，原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起草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本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若干意见（报审稿）》，北京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审稿时认为，农村集体产权涉及妇女的切身利益，提请北京市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委员会评估。
9位来自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党校等单位的法学专家，北京市农委的文件起草人，以及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和北京市妇联的领导围坐在会议室里，讨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
最终，他们面对面讨论达成共识：应该让妇女儿童通过产权制度改革成为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东，获得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权。具体说来，新出生儿童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以成为股东，获得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权；嫁入本村的妇女即便没有迁入户口，也可以以结婚证为依据，成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北京市农委在最终出台的意见里，加入“保证男女同股同权，同股同利”“股份管理要切实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内容。
刘现哲说，村规民约在基层治理中影响比较大，虽然不是法律，但在村民群体里有一定约束力。
此外，这种评估还应该是多维度的。聂真真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对中老年女性的就业会产生负面影响，但能助力高知女性。她说，“不是简单把人群划分为男人和女人，追求平等不能局限于性别一个维度。”
一些行政规范性文件有效期短，立法后才收到专家组的评估意见，政府部门没法及时修改，只能等待下一次修订，但在实践中，政府行动可能比法规政策更早落实这些意见。生龙曲珍提到，专家组曾建议救灾减灾的物资增加女性卫生用品，虽然政府文件没法马上更新，但有关部门在实际筹备物资时，已经添置了女性卫生用品。
“建议提得好，委办局（即各个政府职能部门）能感受得到。”刘现哲举例，去年有个部门出台文件前特意找北京市妇儿工委，主动要求做性别平等评估；有的部门收到反馈函后，领导批示要下发给各个下级单位，共同学习专家的评估意见。
刘现哲记得，有个单位看到了函件，着急地打电话给北京市妇儿工委问，“我们是不是要马上整改啊”，刘现哲回答，只是提供参考建议，提个醒。他说，不能要求每个部门一定按专家的意见办，但只要把评估意见发过去，日后这个部门制定政策就有了参照。
孙晓梅拿出坐冷板凳的耐心对待评估工作——此前新冠疫情形势严峻时，专家组不能开面对面座谈会，她坚持在线上完成所有评估工作。为了弥补无法线下讨论的不足，孙晓梅把与问题相关的国家政策和国际经验都学一遍。
这项评估需要糅合一名专家过往的生活经验、学术理解、性别视野，最后凝结成为某种发现问题的直觉。即使是专家，很多时候对性别的敏感度也不一样。孙晓梅回忆，她曾邀请一群有知名度的学者，给每人发了一份文件请他们作评估，但明显的问题并没有被看出来。
孙晓梅曾提议，地铁的广告不能贴在车门上，这样会正好挡住1.2米以下儿童的视线，作为儿童友好城市，应该“一米线以下看儿童”。有人问她，怎么发现的，她说“你们像孩子一样蹲下来，在茫茫人海里看看，就能理解儿童的滋味”。
2024年，统筹评估小组的接力棒落在了70后林建军身上。她组织了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大家一起讨论评估文件，互相启发，共同提升。
最近几年，北京市司法局给各部门的文审人员组织培训时，要上一堂重要的性别平等评估课。2025年7月初，林建军给约200位文审人员上了半天课。她说，在立法的具体工作中，把性别平等的理念灵活有机地融入政府文件，考验立法者的法律素养和性别素养。
刘现哲注意到，某地的高级职称考核认定推荐表删去了性别一栏，改变的目标是，让申请高级职称的女性不因性别被“卡住”。刘现哲认为，这体现了立法者男女平等的意识在增强。
他希望，北京的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还能扩大评估的范围：以五年为周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在中期评估时邀请有性别平等敏感度的专家参加；《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落地一段时间后，也邀请专家作立法后评估。
刘现哲介绍，北京是国内较早开始这项评估的城市，除了北京，国内一些有条件、有意愿的地方近年来也在推动立法性别平等方面作了探索和尝试。
2010年，浙江省温岭市就开始了参与式性别预算改革，将参与式民主与性别预算分析相结合，强调女性实质性参与，在政府预算的编制、审查与监督过程中，系统性评估公共收支对男性和女性的不同影响。
2011年，江苏在全国率先推出政策法规性别平等咨询评估机制，此后，江苏在国内首次将性别统计纳入政府统计调查，规定各个地方专项统计要设立性别机制；规定社区服刑人员为女性的，矫正小组应当有女性成员等。截至2017年10月，江苏省级性别平等评估委员会提出评估意见273条，其中60多条被有关部门采纳。2017年9月，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省政府法制办、省妇联就联合印发《江苏省法规政策性别评估工作指导意见》，设定了模式化、易操作的评估指标，确立了自查评估和审查评估相结合的原则，将性别平等评估审查前置到法规政策的起草阶段。
重庆的行动也很早。2016年3月，重庆市妇联曾推动出台《重庆市人民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关于加强政策法规性别平等评估工作的意见》。
2020年，山东探索由山东省人大常委会牵头实施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由省人大组织联席会议和专家评估会。同一年，深圳率先出台了《深圳市广告性别平等审视指南》，详细列举了涉嫌性别歧视广告的情形，包括含有性暗示，对人的身体存在贬低、侮辱、暴力或伤害，刻意突出女性的从属角色和地位等因素。
孙晓梅退休后去西安一所大学工作，陕西省人民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听说她来了，邀请她参与陕西省的性别平等评估工作。孙晓梅梳理出评估要点和注意事项，省政府工作人员拿到资料后回复她：好好学习、认真传达。
早在地方开始实践之前，国家层面就有过类似的尝试：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草案送审稿）》规定，由户主或其他家庭成员经户主同意申请最低生活保障。但现实中往往是男性当户主，这个规定可能会让家庭里的男性便于控制和享用社会救助资源。后来，经全国妇联建议，2014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暂行办法》规定，符合条件的家庭成员都享有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的权利，不再强调户主一词。2025年6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保留了上述规定。
2020年，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印发《关于建立健全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的意见》，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将性别平等评估贯穿于法规、规章、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各环节，注重在法规、规章、政策动议、起草、征求意见、审查等各个环节进行评估”。
2022年，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办了一场立法意见征询会，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一位居民代表一口气提了10条意见建议，他特别强调，“社区居民参与立法的意愿越来越强烈，我说的很多都是大家的想法”。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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